《金瓶梅》的真正作者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，虽说落款是兰陵笑笑生，可这个兰陵笑笑生具体是哪个人物到现在也没弄清楚！《金瓶梅》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创作的？《金瓶梅》的故事内容是什么？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惊世奇书，也是“明代四大奇书”之一，还被清代小说点评家张竹坡誉为“第一奇书”。它借《水浒传》中“武松杀嫂”一节引出以西门庆为主角的一段市井生活，借宋代的人物暴露明代社会的腐败。

一般认为，《金瓶梅》的书名是以西门庆3个重要女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拼凑成的。“金”指潘金莲，“瓶”指李瓶儿，“梅”指庞春梅。这本书思想内容丰富、艺术手法娴熟，但是它问世时，作者并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，以至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，迄今仍然无定论，所以学者们对它的作者问题始终抱有很大的兴趣。

《金瓶梅》在表现市民社会意识上取得了划时代的进步。它生动地反映了商人的经济活动和追求财富的人生观念，同时，受整个社会风潮的影响，为了迎合市民的口味，它对爱情与婚姻故事也进行了大量的渲染和描写。

仇英本《清明上河图》在结构上对原作进行了复制，而图中的人物、服饰、建筑及风土人情，都是明代南方商业市镇的真实刻画，再现了当时南方小市民的生活情景，可说是《金瓶梅》的鲜活画册。仇英（？～1551年），字实甫，号十洲，太仓（今江苏太仓）人。师从周臣学画，工山水人物。最擅临摹古人名迹，落笔乱真，尤工于仕女，为明代工笔之杰。他与沈周、文徵明、唐伯虎合称为“吴门四家”。

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署名“兰陵笑笑生”，但其真名实姓至今并无定论，作者是何方人氏也说法不一。因为作者声称写的是山东地面的人和事，署名中又有“兰陵”字眼，加之作品用语基本上是北方话，所以多认为其是山东人。有的研究者认为作者是李开先。李开先是山东人，嘉靖进士，40岁罢官回家，他的身世、生平及其对词曲等市井文学的极深的爱好和修养，与前人对《金瓶梅》的说法不谋而合。

作品本身也证明它同李开先关系密切：李开先的作品《宝剑记》也是用《水浒》的故事。把《金瓶梅》和李开先的《宝剑记》作比较，就会发现不少相同之处。由此似乎可判定，《金瓶梅》和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一样，都是在民间艺人中长期流传之后经作家个人写定的，而这个写定者就是李开先。

还有人认为作者是另一个山东人贾三近，他是嘉靖、万历年间大文学家，因为《金瓶梅》一书从头到尾贯穿了大量的峄县人仅用的方言俚语，峄古称兰陵，从贾三近的生平事迹，以及宦游处所、人生经历、嗜好、著作目录等方面看，他是最接近“兰陵笑笑生”的人。

最流行的看法则认为，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王世贞，字元美，号凤洲，又号燕州山人，是南京刑部尚书，也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。王世贞才学富赡，文名满天下，与李攀龙、谢榛等合称为“后七子”，在前后七子中最博学多才。李攀龙去世后，他独领文坛20年。《明史》称他“才最高、地望最显，声华意气，笼盖海内”。

此是清初人依据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三回所绘的图画。画面中央艺人正在表现海盐腔，右下方的伴奏乐队有提琴、三弦、笙、笛、云锣等乐器，两旁是饮酒看戏的宾客，左上方是掀帘看戏的女眷。

王世贞为官清正，不附权贵。东林党杨继盛被严嵩陷害下狱，他经常送汤药，又代杨妻草疏。杨被害后，他为杨殓葬；父亲被严嵩陷害，他作长诗《袁江流钤山冈》和《太保歌》等，揭露严嵩父子的罪恶。他精于吏治，乐于提拔有才识之人，衣食寒士，不与权奸同流合污，受时人推重。

据说王世贞作《金瓶梅》是想为父报仇。他的父亲因献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赝品，被人识破，因而得罪权臣严嵩和严世藩父子，最后被残害致死。王世贞为报父仇，特作小说《金瓶梅》献给严世藩投其所好。书的内容隐射严嵩父子，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，当严世藩读完此书后就中毒而死了。

但是著名学者吴晗率先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，他查阅了大量的正史、野史、笔记，以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据，推翻了前人据以立论的主要依据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，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不是因为献假图被害，严世藩也不是因为中毒而身亡的结论，否定了《金瓶梅》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。

吴晗还从书中大量运用的“山东方言”这一点来看，认为王世贞虽然在山东做过3年官，但是要像本地人一样用方言写出这样的巨著是不可能的。他还明确指出，《金瓶梅》应为万历十年至三十年的作品，作者绝不可能是王世贞。有不少研究者也撰文支持吴晗的观点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国内开始有语言学家发表文章对作者的山东籍贯表示怀疑，理由是作品中有不少用语是当今山东方言所没有的，反而在吴方言区经常用到，于是有人设想作者有可能是吴方言区人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，英国汉学家阿瑟·韦利就曾提出《金瓶梅》作者是徐渭这一说法，绍兴文理学院讲师潘承玉新近出版的《金瓶梅新证》证实了这一说法。

潘承玉的《金瓶梅新证》首先从时代背景推断《金瓶梅》成书时代为明嘉靖末延续至万历十七年稍后，而这正与徐渭的生活时代相吻合。

从地理原型、风俗、方言等诸角度多层面来看，小说与绍兴文化也有很深刻的联系，根据《金瓶梅》是一部“借宋喻明”、“借蔡讽严（嵩）”之作的定论，指出当时正是绍兴形成了全国第一个反严潮流，披露了徐渭与陶望龄以及沈炼为代表的一大批“反严乡贤”鲜为人知的史实，从沈炼正是被严嵩迫害致死，断言徐渭是因感于乡风，感于沈炼的冤死愤慨而作《金瓶梅》。

另外，徐渭在晚年曾暗示过他花40年心血而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。而《金瓶梅》的措词用语、文风都与徐渭十分吻合。另外，从作者写作《金瓶梅》的特殊心态，也跟徐渭的遭际一脉相承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《金瓶梅》问世400多年来，作者究竟是谁？创作背景怎样？笑笑生究竟是何人，还是一个未解的谜，这一连串疑问仍像重重迷雾笼罩，等待后人的解答。